摘要：领导立法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呈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20]对行政法来说，国家义务就是行政主体的义务。于实体意义上，人权是需要行政保障的，行政也要受到人权规制。

国家行政权力的人权保障与司法机关的人权保障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方式，在宪治国家中是两种互相制衡的力量，在这动态制衡过程中，既保障了人权，也制约了公权力。更甚一旦行政主体更出现违法、滥权、犯罪等系列问题，那么也就很难做到对人权的行政保护。首先，学界一般将人权划为道德人权、法定人权与实有人权。所以全国人大授权司法机关对行政立法进行合宪性解释，可有效地实现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分工合作，防止行政主体随意扩张、膨胀行政权，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权实现。再次，人权还可以细分为实体性人权与程序性人权。

从纵向依据来自于国内法或国际法，人权义务可划为国内义务和国际义务。另一方面，行政主体通过对不特定的人和事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决定与命令，不仅在于依法行政，更在于行政保护相对人的权益。行政主体于行政法上享有权力、义务与职责，包括但不限于行政机关、其他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

非常感谢我的学生方琨对本文的贡献。也只有政府权力尊重宪法法律，运行在法律轨道中，才能树立政府的权威、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加社会凝聚力。（3）激励型规制，即通过对坚持依法行政的行政机关、组织加以奖励。人权悖论下凸显人权的公权力义务属性，即人权更应是个人之所以为人应享受的、并得到公权力履行义务的权利（或基本权利）。

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关系，实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人权与行政保护有了人权法原理的元点关联。在现代化治理中，实现公共利益与人权保障更应成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共同目的追求。

故本文旨在从人权与行政保护之形式勾连、法理渊源与实质证成入手，梳理与论证对人权的行政保护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以求对人权行政保护的共识，使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能更好地保障人权。官与民的关系和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演绎出在行政保护中的人权与公权力关系。而行政机关则重在把法定人权转化为实有人权，加以尽到实体和程序上的保障。悖论即从一组看似合理的前提出发，通过有效的逻辑推导，得出一对自相矛盾的命题，或由矛盾命题构成的等价式。

人权的实现以义务的履行为条件，行政主体人权义务是人权保障的刚性要求。[③]董志铁：《名辩艺术与思维逻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第二，从规范手段角度而言，则需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规制。行使行政权的过程系一系列连续作用、一系列法律性或非法律性作用构成的复合的、连锁的行政作用的组合所形成的过程，[①]是在时间序列上构成整体性、动态性的行政过程，所实施行为是行政主体为实现某一行政目的而作出的行政立法、行政计划、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等诸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复合。

依三代人权理论，在行政过程中的义务各有不同。因此对人权的行政保护之正当性证成，即从实质上论证人权的行政保护义务本身，亦就是人权义务向行政保护义务转化机制之释明。

**刘志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法学教授。而人权法律关系则可以分解为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具体内容与客体等诸子项内容。

三、对人权的行政保护之法理渊源 人权与行政保护之法理渊源，主要是通过论证对人权的行政保护在法理之目的、手段与结果的合理性上展开证成。禁为性义务体现为不得违反宪法也不得根据侵犯基本权利的法律作出侵权性的行政行为，是一种绝对或优先的国家义务。[⑥]当然，行政保护中人权保障与人权司法保障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前者是指实体人权范畴，后者是人权司法保障范畴。行政诉权旨趣在于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公民诉权，进而扩大保障相对人行政诉权的原则作为新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有助于人民法院正确地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和当事人依法参与诉讼，行使诉讼权利。[15]换言之，行政主体于行政过程中履行的人权行政保护义务是人权保障的刚性要求，旨在防范国家公权力作为形式与不作为形式的侵害。而行政主体消极义务则在于行政主体不干涉、不侵犯人权，且人权受侵害后可由司法进行裁决之体现。

[21]刘志强：《论人权法中的国家义务》，《广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1期，第18-23页。行政主体于各种人权义务主体中则是国家的代表，是第一位的、法定的。

[17]刘志强著：《人权法国家义务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19]第三代人权义务之履行与第一代消极的不作为行政主体人权义务、第二代积极的作为行政主体人权义务相比，呈现出复杂性特征，系综合性义务。

必为性国家义务是由国家承担的公民福利的保障和供给、向公民提供各种帮助和服务的义务，在给付行政理论看来，国家对人民负有‘生存照顾的义务，国家应当提供金钱、物质或者服务，以提高或者改善人民的物质或者精神生活的品质，这是国家的重要任务之所在。[14][美]欧内斯特·盖尔霍恩、罗纳德·M.利文著：《行政法与行政程序概要》，黄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国家在履行把法定权利落实到实有权利义务过程中，主要依靠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法和司法机关的人权保障。第一代人权是个人对国家公权力的防御权，属个人人权，故行政主体对第一代人权之义务就不止于道德，更有法律上尊重行政相对人自由权利之义务。行政权随着国家职能的拓展，不仅已蔓延至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无不渗透，而且行政主体还可通过行使行政权去决定或影响公民人权具体实现与否。若能在建设服务型政府中构建有限政府，则可有效约束行政主体及官员、有效避免违法、滥权、犯罪、侵害人权的情形发生，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权。

因此，对人权的行政保护义务从学理上具有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的基础。第一，从目的论角度而言，源于公权力的理性设定系要求于人权行政保护过程中从应然规范层面对人权予以保护。

[16]三代人权理论系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学者卡雷尔·瓦萨克提出的。[11]刘志强：《罗基隆的人权与法治史观》，《炎黄春秋》第2011年第10期，第90页。

[②]陈媛媛：《被救助人员何以在托养中心高频死亡》，载《新京报》2017年3月20日，第02版。因此，激励型规制是充分调动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主体积极性的主要方式。

[22]徐显明主编：《人权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0页。毋容置疑，行政权在实现人权、保障人权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作用。例如，城镇化进程使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与日俱增，但国有土地中可供建设用地使用的却整体处于供不应求。道德义务以实体权利为基础，而法定义务和实有义务则是从人权法规范层面予以履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12]就是要有效地规范和规制政府权力。五、结语 综上，在当代社会，人权悖论在于行政主体不仅是人权义务的主体，有时也是侵害人权的来源。

实体性人权为规范层面的人权或制度人权，又称之为人权法，是经过制宪以及立法等过程，把道德人权转化宪法和法律规范中的人权。第二代人权作为积极权利，行政主体于某种程度上承担直接的、立即生效之积极义务，即可由司法裁决之法律义务，体现为保护义务与实现义务。

尽管法律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但面对国家强大公权力为后盾的行政行为侵害，公民权利并不能得到保障。而行政主体积极履行对人权的行政保护之义务，是努力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过程中的应有之义。